中国老年人储蓄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基于CHARLS面板数据的分析

在我国快速老龄化和居民储蓄率居高不下的背景下,结合老年人储蓄偏好和消费特点,构建家庭消费计量分析模型,文章利用CHARLS2011、2013、2015年微观跟踪调查数据,采用工具变量—随机效应模型划分年龄层次和消费类别逐级估计,重点考察老年人储蓄对其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表明,老年人储蓄水平越高,对家庭消费的促进能力就越强;分城乡来看,农村老年人储蓄对家庭消费的贡献更大;按年龄组别来看,中、低龄老年人储蓄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显著,高龄老年人储蓄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不显著;按消费类别看,老年人储蓄偏重于家庭基本生活、教育文化、健康等刚性消费支出,城镇和农村老年人储蓄对不同消费类别影响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日常支出、医疗保健和耐用消费品等方面。此外,研究还发现,老年人拥有房产对家庭消费具有非常明显的提振作用,家庭收入和老年人借贷对家庭消费的贡献显著。     

Remaking the labour movement in Italy: the revival of strikes at Fiat-Chrysler Automobiles in 2015–17

ABSTRACT

After the Fiat-Chrysler merger in 2009, CEO Sergio Marchionne imposed a drastic reorganization of labour relations in Italy’s plants, precipitating a profound crisis of the system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the country. But between 2015 and 2017 a significant section of workers at Melfi, Atessa and Termoli plants went on strike against compulsory overtime and labour intensification, establishing links with grassroots unions that successfully organized in logistics. The metalworkers’ union FIOM-CGIL, however, delegitimized the union representatives who resisted Marchionne’s plans. In this article, we trace the context and development of these still little-known strikes. Because of their growing institutionalization, we argue, the confederal unions (CGIL, CISL, UIL) have both failed to mobilize workers and repressed workers’ attempts to resist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ir conditions. The strikes at FCA and in logistics, however, show that new forms of radical unionism are emerging, pointing to new possibilities for working-class organizing.     

将生命还给社会:传记法作为一种总体叙事方式

在田野民族志和历史编纂学中，传记法是一种重要的叙事方式。本文从分析林耀华的作品入手，将其置于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社会学和人类学思想脉络中，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传记法在中国历史和社会研究中的潜力与可能性。本文将谱系法、个人生命史和社会生命论归纳为“传记法三角”。在（扩展）谱系法和社会结构论的基础上，生命传记法可以呈现一个或多个人的生命历史，作为大历史中的片段。不过，现象学路径有其自身的限度，不能离开对中央政权本身和总体结构的考察。在“时势”和“社会结构”的变迁过程中呈现生命传记，才不会只是个体的故事，而有希望成为一种对中国“总体”社会生活的有力叙事方式。     

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影响的时变特征研究——基于SUR和TVPSS模型的实证检验

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文章利用中国1998—2017年的年度数据,构建似不相关回归模型从金融结构规模、效率及深化的角度分析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影响,建立时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描绘了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动态冲击.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金融结构规模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促进了产业结构高级化;金融结构效率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抑制了产业结构高级化;金融结构深化降低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促进了产业结构高级化.金融结构规模、金融结构效率及金融结构深化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冲击均呈现出时变特征;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滞后于其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冲击波幅呈现出前期波动大、后期较为平缓的状态,部分金融结构变量对产业结构的动态冲击呈现出"长尾"现象.当前的中国金融结构已经不适合当前的产业结构,需调整金融结构,以提升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和高级化水平.     

开创文学审美的新时代--谈长篇小说《国家干部》的艺术特色

张平的长篇小说《国家干部》所反映的是共产党如何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这一敏感题材,它把主人公放在大时代的血与火的较量中,通过与党内宗族势力形成的关系网进行的较量,从深层次挖掘了主题。在艺术构思上,这部小说赞颂了党性美、人性美、人格美,谱写了一曲美的颂歌。     

北京市社会阶层结构状况与特点分析

北京市社会阶层结构正在由传统的“金字塔型”结构向现代的“橄榄型”阶层结构方向发展,其较低阶层的比例远远小于全国的比例,社会中间阶层正在形成。具体地看有以下几个特点:1.阶层结构在向现代社会阶层结构转变;2.农民工构成了较低职业阶层的主体;3.城市户籍人口中间阶层化;4.外来人口是一个异质性很强的群体,也呈现阶层分化的态势。从未来发展趋势看,农业劳动者阶层将继续缩小,商业服务业人员、个体私营企业主以及以脑力劳动为主的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阶层还将继续扩大,逐渐演变为一个以社会中间阶层为主的现代化阶层结构。     

农机服务发展与粮食生产效率研究:2004—2016——基于变系数随机前沿分析

采用“两步法”研究了农机服务发展与中国粮食生产效率的关系.基于2004-2016年全国31省份粮食生产投入产出的面板数据,利用变系数随机前沿分析方法测算了中国粮食生产的技术变化、技术效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然后构建农机服务发展影响粮食生产效率的OLS回归模型.结果表明:(1)31省份粮食生产的投入要素产出弹性和技术效率存在明显差异,2008年粮食技术变化最为明显,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在2008年高达5%.(2)农机服务在2008年以后对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农机服务对粮食TFP的作用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3)农机服务发展与劳动产出弹性具有替代关系,与化肥和机械产出弹性具有互补关系.在三大粮食作物中,小麦机械化程度最高,水稻和玉米的机械化程度还有待提升.     

社会资本对城乡老年人健康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CGSS混合截面数据

利用2013年、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混合截面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OLS回归模型,从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二个维度,综合考察了社会资本对城乡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并检验了社会融合学说及网络关系学说两个理论.研究发现:个体社会资本与集体社会资本均对老年人的生理与心理健康产生显著正向作用,社会经济地位、收入和教育都对老年人身心健康有正向影响,性别和年龄会影响老年人的生理健康,而婚姻会影响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家庭规模的影响作用不显著.但在考虑城乡二元结构差异时,个体社会资本对城市老年人的生理与心理健康影响不显著,而家庭规模对农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产生显著正向作用.因此,需要促进城市老年人社会交往,提高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鼓励农村孩子常回家看看,共同营造一个“健康老龄化”的社会.     

脱离“贫困陷阱”——以西南H村产业扶贫为例

扶贫背景下,深度贫困地区与其他地区相比,诸多限制性因素导致其自身无法实现跨越式发展,深度贫困群体脱贫存在对起始物质资产和人力资本交织的最低需要,即投入的“关键性门槛”.从长期来看,提高人力资本是脱贫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在无法实现人力资本短期飞跃的现实情况下,则需要关注深度贫困地区外来物质资产的介入.西南M县H村展开的扶贫实践表明,用外来物质资产暂时替代人力资本,通过人工干预扶贫措施来实现村庄产业扶贫的成效显著,结果显示,H村的产业扶贫不仅带来了主营产业收入,同时也带来了明显的外溢收入,H村采用干预扶贫措施农户的收入显著高于未采用干预扶贫措施的农户.研究表明外部援助对于深度性贫困群体脱贫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意识到摆脱深度贫困这一过程的复杂性,“输血”资源到“造血”功能的转化,需要重视人力资本的提升.     

谁是下一代农场主? ——家庭农场主的职业代际传递意愿及其发生机制研究

文章从制度支持机制、机会结构约束机制和收益-风险约束机制三个维度分析了影响家庭农场主职业传递意愿的相关因素。研究发现,制度支持机制对农场主的职业代际传递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相对于选择家族内其他成员而言,政府开展的人才培训和政府补贴有助于农场主子女作为职业代际传递对象;机会结构约束机制对家庭农场主的职业代际传递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相对于选择家族外成员而言,在子女参与农场劳动的情况下,农场主将优先选择子女作为职业继承人;从收益-风险约束机制来看,家庭农场的短期收益对农场主的职业传递意愿并不具有显著的统计影响;农场主在认为农场经营存在较高风险的潜在收益时更愿意选择子女接手未来的农场经营。由此提出：除了进一步加强对家庭农场的制度支持外,还应该提供相应的风险应对策略,鼓励发展亲代与子代共同经营的家庭农场;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导下,应该为具备农业企业家才能的能人创造宽松的环境,并致力于加强农村经济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